浙江24小时-钱江晚报记者孙雯
8月书展季，上海书展、南国书香节、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无数出版人从一本本书的背后走到台前。
读者读一本书，但并不了解其后的制造者，但上海书展，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风眼》，将出版人这一群体展现在大众面前。8月18日下午，知名作家孙颙现身上海书展中心活动区，与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李伟长一起，畅谈对于出版行业发展的真知灼见，同时揭秘了出版业台前幕后的风云往事。
孙颙与李伟长对谈
《风眼》讲述了上海一家大型出版社因一套经济常识丛书的出版，引发了一场风波，其中恰恰呈现出时代转型时的众声喧哗，勾画出知识分子的气节与精神。
改革开放之初，对走不走市场经济道路，整个社会还未完全达成统一认知，因此，上海的这家大型出版社因这套书的出版让一批知识分子在狂风暴雨中面临抉择、经受考验，而真正的探索和坚守，才是暴风中的“风眼”，平静却扣人心弦。
《风眼》孙颙著上海文艺出版社
《风眼》不仅拓展了出版界知识分子小说的思想深度和生活广度，呈现出丰满而庞杂的编辑内心、精彩纷呈的出版业生态，而且更以令人惊骇的观察力捕捉到了知识分子精神深处的图景。
作家孙颙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出版历程的亲历者，他曾历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上海市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对出版业风云变幻有着深刻的体验与洞悉。
孙颙说，他自年秋天，离开上海中学，去崇明农场，成为知识青年，五十余年飘然而过。
“五十年间，除了在乡下的十来年，以及后来在华东师大中文系学习的四年，主要的岁月，迷失在出版这个行当里。奇怪的是，我写过几百万字的小说，其中，描写知识分子生涯的故事不少，竟然一直没有涉及出版编辑领域，甚至可以说，是小心翼翼避开了自己最熟悉的专业。”
年，孙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假如没有年冬天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的这部小说恐怕难以问世。当时，韦君宜和屠岸先生到上海组稿，要找‘思想解放一点的小说’，给了我幸运的机会。”
写作50年，孙颙并未轻易使用自己所熟知的素材进行写作，原因是“珍惜”。
孙颙说，年初春，他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进入上海文艺出版社，做了小说编辑。“三年之后，上海文艺社的老社长丁景唐离休，需要有人接班。当时，搞了一次民主推荐，全社二三百人参与投票，结果非常意外，我这个普通编辑得票最多。不久，大约一两个月之后，在我还缺乏思想准备的当口，被任命为这家老牌大社的领导。此后的感觉，就像骑上了飞奔的骏马，身不由己，想下来也难了。”在上海书展的发布会现场，孙颙回忆了当年的经历。
长期在这个行当中，而真正捧出一部与行业相关的小说，却已是50年之后。
孙颙
孙颙认为，从万千图书编辑之中，可以发现知识分子所有的色彩，“金色、蓝色、红色、灰色，应有尽有”。但是，难以寻找的主要是故事的入口。
“律师和医生，日常的事务未必精彩，但是，偶尔或许会遭遇紧张惊险的情节冲击，比如特工、强盗、家族阴谋等等，属于他们职业的题中之义，有足够的天地供编故事者天马行空般发挥。相比较，编辑的案头事务，能够发现这样花哨的机缘吗？不是说绝对没有可能，不过，若是真个惊天动地写出来，读者一册在手，或许心生抵触，认为故事过分生硬牵强，种种疑惑，在所难免。”
正因如此，孙颙等待了很久，“在脑海中耐心地孕育，等待故事与人物的瓜熟蒂落”。
年开春，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历程的回顾之时，孙颙等到了故事的入口——
在他看来，出版业是改革开放进*中重要的突击部队。“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爆发了究竟要不要走市场经济之路的争论，出版界的知识分子们，从思维到实践，是冲在相当前沿的一翼。于是，我回望来路，写出了十几万字的小说《风眼》。”
一位资深出版人写一部与出版界有关的书，难免让读者有对号入座的联想。孙颙在“后记”中写道：“本小说所写的人物和故事，与我的老娘家上海文艺出版社无关，也与上海其他我所熟悉的出版社无关。人物是杜撰的，赖以杜撰的基因是真实的。如此无中生有，算小说家的基本功夫吧。”
孙颙为读者签名
孙颙担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时，仅35岁，《风眼》中也写到很多关于年轻人的细节。
“我也是从年轻过来的，在我走过来的路上，不断的会有我的前辈来关心我，受到的感动伴随着我一路走过来。当面对比我年轻的人的时候，经常会有一种冲动，这个冲动是我能给予他们什么。我刚做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的时候，感到很困惑，做了社长，能为大家做什么。”
等待签名的队伍
孙颙仍然记得自己做社长时的一些细节，“有一对年轻夫妇说上海没有办法待下去，他们结婚没有十平米的房子；有一次聚会的时候，女孩子说要去深圳，她给我唱一首歌《我想有一个家》，当时我真的要掉眼泪。但是我做社长解决不了，在80年代提供给年轻人十平米的房子结婚，估计局长都做不到，所以那个细节一直记在我心里。”他说，自己希望为年轻人多做一点事情，“做不了，我就在小说里面去写。”